近代隶书中流行一种加了两到三撇的“人”的写法，特别是在商业广告的美术字中经常能够见到。毛泽东《反对党八股》曾提及这种写法：

早几年，在延安城墙上，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：“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。”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，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，而是转了两个弯子，写成了“⿳一𠃑一”字。人字呢？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，写成了“⿻人彡”字。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，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，就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，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。

上海生产的张家声楷体照相字模版收录《反对党八股》“工人”二字

据说，毛泽东这里批评的标语的作者，就是后来为天安门城楼绘写横幅标语的艺术家钟灵。钟灵后来回忆到：

直到 1951 年，有一次在勤政殿，主席接受某国大使呈递国书前略事休息时，主席身边的一位同志介绍说：“主席批评过写标语工字拐弯、人字加三撇的，就是钟灵同志。”毛主席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“现在你还那么写吗？”我连忙说：“自从主席批评以后，我哪里还敢那么写呢！不但我不敢那样写，连写隶书的书法家也不敢那么写了。”主席笑着说：“那就不对了，隶书作为一种书法艺术，该怎么写还应该怎么写，大篆、小篆、狂草不是更难认吗，也应该尊重传统的写法。我是批评你用的不是地方，为老百姓写标语，而且写在延安城墙上，这种写法就不大合适了嘛！”这真使我口服心服，毛主席说得多么好啊！这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。

张涌泉引用《反对党八股》这则掌故时曾说：“推厥本意，恐怕也是为了字形的整体协调。” 今按，这其实就是当时的书法人心中隶书的“人”的正确写法之一，使用这种写法，大概也只是书法人的一种求异心理。
不过，这种写法在常见的字书中都没有记载。《异体字字典》根据《广碑别字》收录此写法，而《广碑别字》引用的是清代墓志材料。在古文字材料中，也找不到这样写的根据。日人河三亥《楷行荟编》中有如下记载：

已经指出这种写法的不古雅。而《中国书法异体字大典（附考辨）》有如下记载：

也将此种写法限定在明清书作。但是《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中，我们竟然发现一例疑似唐代的用例：

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用例，如刘元春《唐隶用字初探》说：“由于唐隶求奇求异，致使大量新字形充斥其中，部分字形或首次出现，或仅出现一次……中和四年(884)《韦士逸墓志》‘而死不見譏于人’，人字作⿻人彡，《广碑别字》引清代《张云溪墓志》为例，相距千年。该形体，唐隶亦仅此一见，或受‘彣’（‘文”字异体）形影响，唐隶中大量‘文’字，形体作‘彣’。”笔者认为，正因这一用例太孤，且与其之后流行的年代（明清）存在距离，如果不把这中间的环节填上，这一材料将会是很可疑的。实际上，笔者怀疑此墓志是近代的伪作，本文结尾将讨论这个问题。
在书法字典中，我们找不到明以前这种“人”的用例，将其流行年代限制在明清，大概是准确的。李跃林《元代隶书名迹及元代隶书源流考察》一文收集了元代书家的隶书书迹，也没有看到其中有这种“人”的存在。其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，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：

笔者注意到的另外一个现象，是上面所述各种书迹，无论是关中还是江南，与汉魏碑刻甚至唐碑的书风都有根本的区别。……南方的学者，则有吾衍（1268—1311）的一个原则性的评述：……另一个原则性的描述则来自虞集（1272—1348）对赵孟𫖯的赞美：……这些评述，无一字涉及汉魏晋唐碑刻。事实上，元代隶书书写者也极少对汉、魏、唐隶书碑刻的题跋和讨论。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，就是元代隶书非汉、非魏、非唐的书风的来源何在？……在吾衍《学古编·隶品七则》中列举了四则隶书的字书：……吾衍的评论，实际上不太隐晦地指出了元人学习隶书的范本诗包括了这些“隶书字典”，除了字法外，与汉碑、魏碑、唐碑都关系不大。这样元人所写的隶书不同于前人，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可以支持这一推论的，就是元代隶书书迹中异体字的使用。……这一类的隶书，不妨名之为“字书体”，或始于南宋末，是宋元人对隶书的书写的常态。刻版书作为书法的载体，学者已经有所研究。将这些书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，也是历史的必然。宋元以来，刻帖、刻版书大行。对于资源有限的学者文人，写行草书者可从法帖如《淳化阁帖》中追寻灵感，楷书可以参考精致的刻版书。隶书本非通行字体，自欧阳修、赵明诚肇创演进金石学以后，隶书成为了文人的游戏字体。这样，在金石学和小学中产生的各种隶书字书，就为尝试隶书的文人提供了最为方便的学习范本。

我们来看一下宋元时期代表性的几种隶书字典，来寻找“⿻人彡”的踪迹。首先是刘球《隶韵》，该著作原刊于石，今止剩残拓本两种。嘉庆时，秦恩复收集拓本镂版印行，是为通行本。其真韵人字罗列字形如下：

其次是娄机《汉隶字源》，此书有明毛氏汲古阁重刊本，但是和宋本相比，问题很多。因此我们使用原平图藏宋元递修本的胶片，与汲古阁本比较：

两书均可以和《隶释》《隶续》对照，证明了宋人所见的汉碑里其实并没有这种“⿻人彡”。出问题的是下一本叫《汉隶分韵》的，此书现在只有元刊本，但是“敦”“禎”字有避讳，似乎是据宋本重雕。元刊本“人”字有如下字形：

这似乎就是我们能找到可靠的最早的“⿻人彡”了！要注意的是这书本身并不可靠，例如笔者之前发现其摹夏承碑“寵”字即失真（和《汉隶字源》及拓本一比便知）。这里它引用“劉夫人碑”作为字形来源，而《汉隶字源》中刘夫人碑并不是这种“人”。实际上看《隶释》就可以知道，《刘夫人碑》通篇爱用篆体，是不太可能写这种“人”字的。所以《汉隶分韵》此字的来历还是让人有疑虑的。不过，因为《汉隶分韵》在有明一代翻刻不少，十分流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就是明人写的这种“⿻人彡”的知识来源。
（《汉隶分韵》据《宋史艺文志》则为宋马居易作，然前人已指出其分韵据平水韵，不得为宋人作也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引陆心源，则以为金人著作往往有南宋覆本，《宋史艺文志》也有过类似错误，故马居易可能是金人，似乎近理。笔者以为，无论如何，在可靠证据出现之前，姑且将这种“⿻人彡”的出现年代定在元代是合适的。）
大约在明初，出现了一种由宋季子增补的《汉隶字源》，现在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残卷，其中更是收录了不知哪来的“⿻人彡”：

可惜其书《碑目》已佚，不知宋季子从哪补来，和《汉隶字源》的碑目及《隶释》比对也无吻合者，大概是当时新兴的俗写吧。
大约再经过明代书法家的宣传，“⿻人彡”的写法就十分流行了。一方面，学者为这种写法找到了合理性：他们认为这种“⿻人彡”（或者“𱎚”）就是“仁”的异体，通作“人”。（见《焦氏笔乘》，及中引用诸证据。这一说法还流行到了朝鲜半岛。）另一方面，这种写法也充分下沉，出现于蒙书、日用类书，在绣像小说的题辞中也能找到痕迹。这大概就是它能流行至今的理由吧。

形成原理假说

上面没有解决“⿻人彡”的形成原理问题。下面罗列一些说法：

系“彣”类推而来。刘元春， @韓泳思持此观点，笔者认为应该是合理的。
系“𢒄”类推而来。张涌泉持此说，似嫌牵强。
系饰笔。《中国书法异体字大典（附考辨）》持此说。
笔者怀疑可能是据某种有石花的拓本，又因 1. 的因素想象而来。

《韦士逸墓志》辨伪

《韦士逸墓志》来历不详，同治前未见著录（故即使是真实的，大概也没有对后世的流行产生直接作用）。《唐文补遗》始收录全文，但云出“石刻”。今石由张伯英先生捐赠西安碑林。张先生是法帖辨伪大家，可惜没有找到他对这块墓志的评价。
下面是此墓志的拓片：

从内容上看，韦士逸有关事迹，史乘无考。另一方面，它不太像唐代一般墓志的行文语气。对于这一点，因笔者对于墓志毫无研究，诚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。下面仅从字形上谈谈这块墓志的可疑点。
張敏《唐代隸書碑刻異體字研究》制作了唐代隶书碑刻的字形编，大大方便我们的讨论。现在从中选出有问题的例子如下：

按：从石刻和传世的摹刻材料看，汉隶中并没有“眞”。《汉隶分韵》也没有这种“眞”。楷书中，这样的“眞”最早也是见于南宋《增韵》，流行大约在明代。《韦士逸墓志》此“眞”超出了唐代水平。

按：同样，“𠃊”的一竖拉到快和“目”首横平齐的“縣”似也不应是唐代可以有的。

按：把右下角的“人”直接写作“人”形的“死”，明刻本里见得比较多，但是隶书中似乎仅此一例。

按：两边“垮下来”的“兆”仅《韦士逸墓志》一家。

按：这样的“者”从汉隶看似乎还好，但是好像还是写得夸张了一点。倒是晚近隶书有这样写的：

真草隶篆四体千字文
以上，在唐代隶书材料间，《韦士逸墓志》的字形是显得比较奇怪的一个。笔者推测，这块墓志比较可能是出于明清人的伪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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